西行到洛阳，“发现”武则天
尼山行者
夫子当年曾数次西行至洛阳问道。洛阳古城内，至今有一通古碑，上书“孔子入周问礼乐至此”九个大字。我这次西行非是问礼，而是再访周公故地，并寻访郁文书院。
机缘来自到新乡市桥北乡出席“黄河母爱书院”揭牌仪式。郑州市第四十七中学图书馆馆长、黄河母爱书院院长崔晟老师热忱介绍了洛阳的朋友，并希望在洛阳发展母爱书院。我当时想，母爱书院若真在洛阳落地，绕不开武则天这个题目。因我在清华读书时的毕业设计是小浪底大坝，故而也希望顺道去洛阳与济源之间的小浪底水库一游。如此因缘具足，算了却了我多年的一桩心愿。
由北京出发，下午到洛阳，先去参观周公庙。洛阳市妇联兼职副主席、洛阳日报报业集团品牌活动部主任、郁文书房负责人郑凤玲，与洛阳周公研究会会长杜宏跃陪同。郑凤玲名字里有个“凤”字，席间听人说她还扮过武则天。我端详她眉眼，总觉得有几分刘晓庆版武则天的神气。这当然是我的主观印象，可在洛阳，这种印象似乎并不突兀——明堂顶上那只涂金铁凤，一千三百年前就替这座城市立好了姿势。周公庙与明堂、天堂、应天门紧邻，一脚踏进去，便从西周的礼乐秩序，跌入了武周的权力巅峰。
参观间隙，座谈交流中，座中一位女性说，她希望自己的人生不一般，所以现在发奋学习传统文化经典。我听了心里一动。武则天仰慕周制、借《大云经》造势，走的是一条波澜壮阔的政治路；而那位女性“不甘于平庸”的心气，倒与早年的武则天有几分相似。“这是一种文脉吗？”我不禁暗思。当然，学经典不同于梦想做女皇，但在洛阳遇到这样心气高的女子，禁不住会想到武则天，总觉得和这座城的气脉接得上。
遐思归遐思，参观还在进行。登临新复建的定鼎门牌楼，在这里遇见了郁文书院。而那位有心气的女子，就在这郁文书院每天坚持潜读《论语》等经典。高高的牌楼之上，郁文书院仿佛悬在天街云层，让人生出一种仰而不敢攀登的感觉。站在牌楼上北望，天街阔大，笔直地铺开，向前延伸，武则天大周神都的骨架忽然有了可触摸的尺度。行前所说的“寻访郁文书院”，至此才算有了着落。
此行洛阳，让我最感震撼的，仍是一代女性皇帝留下来的城阙与气象，而并非周公制礼作乐的旧迹。
在洛阳各处行走，几乎躲不开武则天。公元684年，武则天临朝称制的第一年，便将东都洛阳改名为“神都”，宫城改称“太初宫”。“神”字直指天命，“太初”意味着一个新起点。这不是一次寻常的改名。长安是李唐的根，关陇集团的根基深植于关中；武则天要建立属于自己的王朝，就必须在地理上和政治象征上同时与旧秩序切割。洛阳居天下之中，水陆交通便利，又是周朝礼乐文化的诞生地。她仰慕周制，称帝前便以“周公在邑造明堂”为先例，向天下昭示重兴周制的姿态。神都，从一开始就是武则天一件极具雄心的政治作品。
这座城市最触目的部分，是宫城紫微城。据考古测算，其面积约4.2平方公里，是明清北京紫禁城的六倍，时人誉之为“万宫之宫”。但真正让紫微城在武则天手中变得“惊世骇俗”的，是她在中轴线上接连拔起的巨构。
明堂是第一座。自古以来，明堂是天子布政、祭祀的至高礼制建筑，但西晋以后形制失传，隋唐两代大臣争论数十年也没能建构起来。武则天没有耐心再等。垂拱三年，她力排众议，拆掉紫微城正殿乾元殿，就地起建明堂。据《旧唐书》所载规制，明堂“凡高二百九十四尺”，约合今制九十米上下，不同研究给出的估算略有出入。三层：底层方形象征大地；中层十二边形，法十二时辰；顶层圆形穹顶，法二十四气。顶置涂金铁凤，高逾一丈，“铁凤入云，金龙隐雾”，百余里外都能望见。她赐名“万象神宫”。更耐人寻味的是，明堂建成后，她任由洛阳百姓入紫微城参观，赐以酒食。一个即将登基的女人，在象征天子权威的殿堂里向百姓敞开大门，这份底气，后世男性帝王鲜有能及者。
明堂之北，她又造了天堂，用来安放佛像。《资治通鉴》记天堂“高五层”，时人又载其第三层便可俯视明堂之顶；据此推算，天堂总高当远在明堂之上，现原构尺度已难确考。这两座巨构一改皇宫中轴主殿单层的传统，使洛阳宫城的轮廓突然立体起来，煌煌然压向天际。她还在端门外铸了“大周万国颂德天枢”，以北斗第一星为名，寓意天下臣民与四夷对她如众星拱极。天枢、明堂、天堂连同应天门“两重观三出阙”的天子规格，构成了一套完整的权力视觉系统。它们不只是建筑，而是武则天刻在洛阳天际线上的政治宣言。站在今日复建的明堂与天堂之间，新建筑太新，少了时间磨出的包浆，但你依然能从那种夸张的尺度里感受到一种不容分说的意志。那不是守成者的意志，是开创者的意志。
宫城之外，神都的骨架也在武则天手中被撑大。贯穿南北的定鼎门大街，又称天街，文献记“广百步”，考古探明最宽处约140米，是当时世界古都中规格最高的城市中轴线之一。洛水之上，天津桥连接南北。时人以为洛水横穿城中，有银河之象，银河即“天津”，桥因此得名。桥北是皇城宫城，桥南是天街。白居易写“上阳宫里晓钟后，天津桥头残月前”，骆宾王、李白、李商隐也都曾在这一带走笔，把一座桥写成了半个唐诗的洛阳。
一座都城的野心，最终要落在人口与街市上。据载，天授二年，武则天将关内雍州、同州等七州十万户迁入洛阳。这既是为了充实神都，也是在物理上削弱关陇集团的社会基础。加之洛阳地处大运河漕运枢纽，含嘉仓城吸纳着来自苏州等地的漕粮，人口一度突破百万。南市有商户三四千家、一百二十行；北市临近新潭码头，是“铜驼暮雨”所在的国际贸易市场。在洛阳出土的墓志里，突厥贵族阿史那氏、百济王室扶馀氏、高句丽泉氏家族都曾在这一时期居住或葬于洛阳。武则天在从善坊设立番人区，置来廷县廨统管外国人。胡商、胡饼、胡旋舞与波斯银币、罗马金币一起汇入了神都的日常。这些制度与数据不必一一细数，只需记住一点：她不是在长安的旧框架里修修补补，而是在洛阳重新搭了一套骨架。
宗教与政治在神都几乎无法分开。武则天从《大云经》中提取“弥勒下生”“转轮王”的预言，为自己以女性身份君临天下制造合法性，随即下令各州建大云寺。龙门石窟的摩崖三佛龛中，本尊的位置被从释迦牟尼换成了弥勒。佛教在洛阳的极盛，既是信仰，也是武则天的统治技术。
然而武则天时代的洛阳不只有宫殿的尺度和佛龛的庄严。久视元年，她在石淙河畔设宴，率李显、李旦、狄仁杰、武三思及李峤、沈佺期等十七人赋诗。她率先写下御制七言“万仞高岩藏日色，千寻幽涧浴云衣”。群臣奉敕应制诗成后刻于石淙山崖壁，千载之下字迹犹存。狄仁杰的和诗里有一联：“飞泉洒液恒疑雨，密树含凉镇似秋。”一个在朝堂上杀伐决断的女人，在山涧边写下的却是“藏日色”“浴云衣”这样近乎缠绵的句子。刚与柔之间，你很难用一句“暴君”或“明君”把她框住。
公元690年，六十七岁的武则天在则天门城楼上登基，改唐为周，定都洛阳，号“神都”。她不是在长安的旧宫殿里接过权柄，而是在洛阳另起炉灶，用一座全新的都城来安放一个全新的王朝。上阳宫临洛水而筑，坐西朝东，面向日出，正殿观风殿，时人比之为“人间仙境”。她晚年常居于此，听政、宴饮、礼佛。一个女人的意志，被写进了洛阳的每一寸中轴与每一道宫墙。
传统史书多从李唐正统出发，对武则天苛评居多。但若把视线从“牝鸡司晨”的道德判断移开，她的正面之处并不难找。第一是性别意义上的突破：在一个女性被排除在最高权力之外的秩序里，她不仅进入权力中心，而且改唐为周、自立为帝，这本身就是对规则的一次硬碰。第二是用人上的开放：她打击关陇门阀，扩大科举取士，不拘门第拔擢人才，狄仁杰、张柬之等人都与她的时代有关；据载她还亲策贡士于洛城殿，殿试之制由此发端，武举亦设。这些说法细节上尚有讨论，但“广开仕进”的方向是清楚的。第三是城市与治理：迁户充实神都，依托漕运和含嘉仓吸纳粮米，南市北市商旅辐辏，从善坊设番人区统管外国人，说明她不只是会造宫殿，也会经营一座百万人口的城市。明堂建成后让百姓入紫微城参观、赐以酒食，石淙诗会上与群臣唱和，龙门造像与《大云经》并用，则见其统治中既有硬手段，也有软功夫。正面评价她，不必说她完美，而是承认：在一个不允许女性称帝的时代，她确实做出了超出常轨的事，也确有治理绩效可资后世。
当然，洛阳还流传着另一个武则天。传说她寒冬要游上苑，下诏令百花齐放，唯独牡丹不从，她一怒之下将牡丹贬去洛阳。这故事多半是后人附会，却偏偏落在了洛阳。牡丹没有因为被贬而凋零，反而在邙山扎下根来，开成了洛阳的魂魄。一个被权力放逐的花，在一片新的土地上开得更盛——这倒比许多正史里的武则天，更像武则天。
傍晚，想着武则天，我在应天门附近站了一会儿。今天的洛阳比史书里热闹得多：穿齐胸襦裙的女孩三三两两走过，摄影师举着反光板喊“看这边”，直播间里有人对着镜头说“家人们，这里是神都洛阳”。明堂天堂的灯光一亮，那些刚化好妆的脸被照得发亮。她们未必在想着武则天，但她们借她的城搭自己的台。时代变了。一千三百年前，一个女人把宫殿和天枢立在中轴线上，让天下看见她；今天，一群群普通女孩把手机架在同样的中轴线上让自己被看见。座中那位学习传统文化经典的女性说的“人生不一般”，和这些女孩镜头前的“被看见”，其实是一枚硬币的两面：一面是不甘被安排，一面是主动让人看见。洛阳，果然是女性的千姿世界。
倘若粗略对照，长安更像男性叙事的主场：周秦汉唐的帝王将相、科举仕宦、边塞功名，层层叠叠压在那里，连风都是硬的。洛阳则不同。它当然也有周公制礼、龙门造像、帝王陵阙，但武则天把神都立在这里，牡丹传说把一株花写成被贬者的魂魄，今天的应天门前又满是浓妆艳抹、忙着开直播的女孩。女性的可见度，在洛阳确实比长安高出一截。远在东方的曲阜又是另一种：它是礼乐秩序的原点，孔子、周公、庙堂教化都在那里，与其说它“兼容男女”，不如说它兼容的是庙堂与民间、规则与教化——而规则本身，恰恰是班昭和武则天都要面对的东西。三座城放在一起看，长安偏“权力”，洛阳偏“瑰丽”，曲阜偏“规矩”，倒不一定谁高谁低，只是各自把中国故事的不同侧面收得更紧而已。
展开来回头看，洛阳最突出的，其实不是某一座宫殿、某一尊佛像，而是一层一层叠起来的女性叙事。武则天当然是最高的一层：神都、明堂、天堂、天枢、石淙诗会，一个女性皇帝用城阙和文字把自己写进正史。但她并非孤峰。东汉班昭的生命与洛阳关系很深。兄长班固死在狱中后，她奉诏入东观藏书阁，续成《汉书》的《八表》与《天文志》，又给皇后和妃嫔当老师，被尊为“曹大家”。可也正是这位以史笔撑起一部正史的女性，晚年写下了《女诫》，把妇德、妇言、妇容、妇功一条条讲给女儿们听。一边闯进男人的史学殿堂，一边替女人立规矩——把她和武则天放在同一条洛阳的轴线上看，反而更能看清“女性叙事”从来不是一种声音。武则天之前，北魏冯太后虽未称帝，却推动汉化改革，为孝文帝迁都洛阳铺了路。武则天身边，上官婉儿以“巾帼宰相”之名掌诏命、品评诗文，洛阳是她重要的舞台之一。再往后，蔡文姬、杨贵妃等的人生记忆也与洛阳有过或深或浅的交集，才女的线索断断续续，却没有真正断过。这些女性彼此并不一致，班昭的《女诫》与武则天的称帝甚至构成一种尖锐的对照。但正是这种不一致，让洛阳的女性叙事显得厚：它不是某一种定论，而是一层一层不肯被抹掉、也彼此不肯完全说服的痕迹。
回程时我又想到母爱书院。武则天这个题目，若在洛阳办书院，大约绕不开，却也不必替她做结论。一个人可以在不被允许的时代里挣出空间，挣出空间也要付出代价——让后来者同时看见这两面，比再给她一个“明君”或“暴君”的标签，更接近洛阳保存下来的那份复杂。
回程前终于去了小浪底。站在大坝前向远处望去，高峡平湖，碧波万顷，黄河在这里收住了千年的泥沙与咆哮。这条河看过周公营洛，也看过武则天登上则天门；明堂、天堂、上阳宫大多毁于兵火，可“神都”这个名字，像河床底下的石头，水走了，它还在。我忽然觉得，所谓“发现”武则天，并不是在洛阳找到了一座属于她的城。那座城早已不在了。真正留下来的，是一种几乎不讲道理的生命力——在男人写定的规则里，她硬生生写出了一套自己的规则，然后用宫殿、文字、佛像和花，把它们铺洒在洛阳的土地上。站在定鼎门的牌楼上向北望，那条笔直的大道空荡荡的，可风声里似乎还有仪仗的余响。她好像并不太在乎后人认不认。而洛阳，偏偏把她的痕迹收了下来，连同牡丹的传说、班昭的史笔与今天女孩们的妆造和直播间，一起收了下来。这座城最突出的女性叙事，不是某一种定论，而是一层一层不肯被抹掉的痕迹：有称帝的，有修史的，有在应天门前开直播的。它们彼此并不完全和解，但洛阳都收了下来。长安把权力刻进城墙，曲阜把规则写进礼乐，洛阳则把女性叙事收成了自己的一种城市品格。郁文书院，郁郁乎文哉。至于武则天，她若生在今日，大约不必再以那些阴冷手段挣空间；而洛阳，也仍然会把她的痕迹，和后来者的痕迹，一层一层收下去。（红衣儒山）
